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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9上海大疫年

2020-05-21 19:54ag在线游戏 人已围观

简介恐怖的1918年,世界大流感疫情袭击了中国,上海也不可避免。幸好,上海公共卫生很早就进入了现代化,自1898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正式成立卫生处后,就逐渐和华界的卫生机关合作,并...

  恐怖的1918年,世界大流感疫情袭击了中国,上海也不可避免。幸好,上海公共卫生很早就进入了现代化,自1898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正式成立卫生处后,就逐渐和华界的卫生机关合作,并在当地绅商协调下,共同完成了一些公共卫生的建制工作。五六月第一波疫情袭来时,上海两租界卫生科即非常关注此病,敦促所辖区域内的住户将家中器具搬出家门外,并派多名工人,用消毒“臭药水”挨家挨户浇洒以“辟秽气而弥疫患”。当时工部局卫生科研究指出,这个病是因为华人“居处狭窄、污秽不治、少通新鲜空气所致”,呼吁华人“卧室须通空气,一切动用对象及饮食品务宜洁净,庶免传染”。虽然有这些防范措施,还是出现不少死者,《申报》刊出:“同顺杂货店13岁小主于前晨忽患寒热,当晚即死”“某烟纸店学徒亦祇卧病一天而毙”“江北车夫郎舅二人前日同时患病,迨至昨晨相继毙命”等等有关疫情严重之报导。

  不过,当年10月初流感第二波疫情袭来时,上海成功地挺过疫情考验。第二波疫情是比较严重的,但上海曾经历了上半年肺鼠疫和第一波流感疫情的考验,官绅皆有防疫经验。而且当时上海已有中国公立医院,开办9年,专门治疗各种传染病,包括鼠疫及喉痧、天花等疫病;红十字会也在当地官绅的合作下,早先在夏天已开办时疫医院,对防疫工作较为熟悉;加上上海公立医院在7月中旬也增设“时疫部”,上海的医疗资源相当充足。此外,上海官绅密切合作,顺利整合慈善资源,强化了防疫的力量,比如具有派遣医疗队能力的红十字会、上海济生会等等,总部皆设于上海,甚至连私人开业中医都注意到了流感疫情,愿意投入流感的诊治。如此可评估上海的医疗能力、资源都较好,对瘟疫的预防措施得当,故没有造成重大伤害。上海租界区在当年流感疫情中约死亡418人,当时人不称“流感”,而名之“骨痛热”或“五日瘟”,中医则称为“秋瘟”或“秋疫”。但这些数字显然是被低估的,因为举浦东一地11月的疫情为例,死亡率大约在20%-30%之间。从报刊上的文字来看,上海一地的疫情比周边城镇或其他省份更加轻微,这是可以确定的。

  1919年的流感疫情,与1918年的状况略有不同。当时报导没有强调疫情的连续性,据载疫情是在2月才开始暴发,并从上海租界区开始扩散。2月底时,上海美国人所办的学校,发现共有23人罹患流感,校方果决暂行停课。这并未能阻止疫情暴发,虹口和徐家汇的学校,都有不少学生患者,陆续许多学校都传出有罹病之学生与教职员,医院附近的工作人员竟然有十分之七都病倒,幸好死亡人数并不多。工部局医官史丹莱(Authur Stanley)及卫生处之检查员,除视察各学校并教导防范方法之外,还发布公示:“公立学校学生之上课者,……如有类于流行性感冒症者,则即嘱其归家,须俟病愈,始许上课。卫生处现正日夜紧制旧金山式之面具,今日可以发至各分局,以便任人领取。此项面具制法甚为简便,家庭中大可仿制,法以外科用之纱布叠成4层,广约4寸、长约7寸,两端置带,俾可套于耳上。如无纱布,以稀布亦可为之,惟用后须加洗濯。”此处发布重点是“面具”,其实就是今日所熟知的口罩。这时上海的病例,似乎是西人感染得比较厉害。当时推测,1918年大疫中华人染病数较多,可能已有一定的抵抗能力,翌年初已是第3次流感疫情,估计不会太严重,但也有持悲观态度的,认为疫情将会更严重。

  据载当时有一位医生,每天诊疗此病约30人,但死者仅有1人。一般认为,若有适当之防卫,应不致死亡。预防总是胜于治疗,史丹莱当时举出不少防疫法,例如:

  流行性感冒病原非险症,惟年衰者与年极幼者染此,则较棘手,所可虑者,患病之人病势甫退,热度甫低,便自言霍然痊愈出外行走,不独自己疫气尚未全销,立以传疫于人,且亦易罹肺炎症也。防卫之法在不入人群之中,如万不得已,则戴面具以掩口鼻,在电车中尤不可无此,如自觉不适宜,即静卧,非至病痊愈后不宜出外云云。查此种面具极易制作,去岁防肺疫时曾制就甚多。

  史氏指出感染最危险的状态,就是“自以为痊愈”的患者在外面到处游荡行走,相当危险,而且容易引发肺炎重症。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与人群接触并配戴口罩,这在今日为极普通的常识,在当时是非常新式的抗疫法。

  疫情在3月中有变严重的趋势,病患增多,死亡时有所闻,开始有善堂捐出棺材,以供无亲人收敛之死者安葬,甚至有西医染病死亡之消息。根据上海租界卫生处所造表册上来看,3月12日前后各一个礼拜,外国人死于流感者有3人,华人死者已有107人,可惜的是在统计上之方法与材料,“惟患者人数几何,无册可查,故无从定患者与死者比较之确数。但此症蔓延似属颇广,而死额尚不为高耳。”在这当中,还有一些不知名的“时症”为乱,大概可以从上海周边的城市来看,例如《申报》有载:“镇郡对江二桥老洲一带,最近天气还暖不调,忽发现一种流行时症,传染迅速,其患病情形都系发热咳嗽、疲倦不思饮食,以下等社会之人为多。”还有生红痧者,但有肢体酸痛、喉痛,应该也是流感,但也不排除是猩红热。又有载:“天时不正春寒特甚,近日丹阳天王寺一带,忽发现一种流行之时症,初起时周身发冷、四肢酸痛、喉音瘠哑,兼带咳嗽,患是症者,危险异常,传染极速,医生药肆,几有应接不暇之势。”到3月底时,又有:“镇属扬中县,新洲五圩一带,近日发现一种时症流行甚广,起病时四肢冰冷、咳嗽不止,继即遍身发热,日轻夜重,经络抽痛,危险异常,昨今两日患病死者已有6人。”由这些症状来看,如不是特别的传染病,应该多是流感,不过也不应该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,同时间确实还有脑脊髓膜炎之流行,当时被认为是由香港传来。

  断断续续到了夏天,“时疫”依旧有。此时“时疫”乃另有其病。在6月底《申报》中提到:“今年入夏以来,梅雨连绵,届小暑而气候宛若九秋,故近日发现一种四肢疲乏、头晕呕吐、不思饮食之时症,虽无大碍,二三天可愈,而含有传染性质,故患者颇多。”因为有呕吐一症,与当年流感疫情不同,但病患没有泻泄,很难认定是霍乱,大抵时近夏令,肠胃疾病一定会增加。7月报纸记载:“迩来霉雨连朝,晴曦少见,且天时不正,冷热不匀,市上已发现寒热吐泻等时症。”而且当时天候忽然大雨倾盆而下,“阴沟积水,粪污满街,垃圾四散,急待清洁”,这场夏季疾病,应是霍乱吐泻或中国人俗称之“痧症”,与公厕不卫生、垃圾污秽等有关。从此波疫情可看出,当时人们对霍乱的害怕,超越对流感的畏惧,防范的措施与相关宣传也相对多很多。

  疫情有时会交杂出现,这会增加史家判断的难度。7月底,有一则新闻指出:“沪南董家渡大新街杨家渡一带,近亦发生时疫,传染颇甚,患者以江北苦力为多,死亡相继,新普育堂特日夕为若辈施诊,颇为忙碌。”其他上海各地,闸北、新四川路等地,也都有疫情传出,例如:“疫症传染愈烈,蔓延愈广,全埠几有卷入漩涡之势,浦东洋泾一带, 沪南十六铺地方均已发现时疫者”、“浦东烂泥渡、陆家嘴等处因疫死亡人数过多,贫者无力掩埋死尸,村口臭气逼人”。这些数据所显示的“时疫”为何?一般研究都认为就是霍乱。但我们也不能忽略零星出现的肠胃型的伤寒、痢疾等。8月初,已有多数西人开始注射霍乱血清,很多工厂也主动希望帮工人注射血清,可见霍乱是比较严重的。但祸不单行的是,流感、伤寒和痢疾也有日渐增加的趋势,大家都关注霍乱而忽略了其他传染病同时流行的可能,它们都可能会加重既有医疗资源之消耗。整个8月疫情皆相当严峻,而且因为气候变化,多种疫病齐发袭击民众。

  秋天之后,又有零星的流感病例,但霍乱的疫情尚未完全消散,只是渐渐趋缓。当时各种内服之防疫药水大行其道,报载虹口梧州路,上海联益施材会布施棺材以收葬倒毙路上之病患,该会即分送各种药水供民众索取,除了既有的时疫药水,还有痧药水,以便罹患感冒的民众索取。痧药水原来以治疗肠胃炎、中暑、霍乱吐泻为主,现在也用来治疗流感了,当时喜欢用的字句是治疗“时疫”,但“时疫”其实是很含混的字句,可以说扩大了某些药品无疫不治的功能。一位叫蒋天痴的读者投书报纸,说浦西各处码头、大街屋会肮脏不堪,恐去年流感“秋瘟”再起,希望相关单位严密注意。而《字林西报》也呼吁,似乎已发现几例流感案例,但“其剧烈未必如前”,为提高民众自觉防疫知识,当时西医指出要不断办理卫生演讲,以提高民众警觉心。总结上海卫生处10月的报告指出:当年上海之流行病大略分为三种,有流行感冒、霍乱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,奉贤区一带还有赤痢,后来统计上海则还加入白喉疫情。而邻近之嘉兴则还有猩红热、伤寒等疫情,与流感疫情共伴来袭。

  冬天,流感疫情卷土重来,报载:“其势甚轻未闻有因患此而死者”,甚至被认为根本没有戴口罩的必要,已罹患流感者,也很少罹患肺炎,“患者少则4日,多则10日,即完全无恙。”众人对疫情皆抱持着乐观的心态,认为不严重。另一些消息指,此次疫情“其病状并不剧烈,只表现畏寒、心闷、咳嗽、发热、体倦、喉痛而已”,并发症也很少。比较特别的是这一波疫情多有喉痛的症状,正如报载:“近日本埠发生一种流行感冒症,初起时略有寒热,嗣或牙痛、喉痛,故比较有名之医生药店,无不忙碌异常,闻医家言此等感冒症,若医治得宜尚无大碍云。”经过1918年和1919年上半年的流感疫情后,1919下半年秋冬再起之流感,杀伤力已经降低。

  当时上海与周边其实还流行着多种传染病,但主要能扩及全国,成为受人瞩目“大疫”的,主要还是流感和霍乱,而杀伤力较大的则以霍乱为首,流感次之。时任北满防疫局局长的伍连德指出:1919年大肆流行于中国的流感和霍乱疫情,共杀死约60万人,这比当时报刊上任何推论的数字都要高。但伍氏并没有进行分别调查,笔者一开始也怀疑当时所谓的疾病确诊与通报制度,到底够不够水平可以进行这样的判断?伍氏也未说明哪个疾病占了死亡人数之百分比,这个数字应该是推估。即使全国的疫情严重,上海的死亡率应该较他处略为轻微。根据租界工部局的统计,1919年霍乱中外人士总死亡数是681人,死于流感的则有511人,这个数字大约还要加入华界人口,约占总人口数的60%,故可概算出整个上海地区两个疫情加起来的死亡人数,当在3000人上下,两个传染病的死亡人数约占上海总人口的1.4‰

  很多疫病的病原,会在微寄生的基础上与人类和平共存,达到一种平衡。当很久没有疫情爆发时,人与微生物的共处失去自然平衡,传染病才会突然袭击,导致病患严重死亡;但当感染过的病人一旦增多了,不是病毒变弱了,而是它又与人类的身体与环境保持一种平衡状态;而接触过病菌的人,不论轻重、甚至无症状,皆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抵抗力,这都阻碍了病菌传播的难度,从而再达到人与微生物平衡相处之状态,并等待下一次疫病爆发的机会。历史经验乃制度改革之动力,在疫情趋缓时,政府就要盘点自身的医疗人员与资源、技术,常保戒心,团结中西医疗人员,用科学与卫生教育来持续教导民众,以便迎接下一波大疫的考验。

Tags: 上海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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